小天星董事長黃春堯接受采訪，分享創業歷程與心得
從1980年至今，黃春堯踏入社會30多年，創辦企業20余載。如今，他的小天星公司已成長為集研發、生產、內外貿于一體的知名企業，為陽江五金塑料制品業增添了一張亮麗名片。
近年來，在外需、成本、匯率、退稅率、技術壁壘等重重因素擠壓下，越來越多的同類企業遭遇成長的煩惱，而黃春堯和他的小天星卻漸入佳境。他的創業歷程與心得，能給行內行外的人怎樣的啟示？
談行業
做專做精，小產品大市場
記者：目前出口不振，“小天星”卻逆勢擴張，你認為國外五金塑料制品市場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嗎？
黃春堯：我認為這類產品的外需已接近“天花板”了。
去歐洲，我看到很多被迫曬太陽的人，加上主權債務危機，那邊是政府和百姓都沒有購買力。另外，他們想回頭再搞傳統產業，還是很有基礎的，所以要對我們的產品大搞技術貿易壁壘。
在美國，向我采購產品的幾個公司原本就是開廠的，早兩年奧巴馬就提出“出口倍增”戰略，加上失業率高企，對我們的產品需求也是下滑的。
可以預計歐美這兩大市場，對陽江五金塑料制品的需求可能還會繼續減少。
值得慶幸的是新興市場還有潛力，但新興市場的增長卻不足以接替歐美市場的下滑。另外，過去曾擔心東盟會與我們搶市場，現在看，這種擔心暫不必要。因為他們并無成本優勢，又無產業基礎。
記者：既然外需下滑，你增產的產品銷路在哪里呢？
黃春堯：回頭看金融危機這幾年，我能挺過來，得益于我把尼龍、硅橡膠產品做專了做精了，國外對我們產品的需求還在增長。另外，中國城鎮化的任務還很重，就是經濟還有很大成長空間，換句話說，內銷之路將更廣闊，這將是我推銷新增產品的主攻方向。
記者：根據你的經驗，你對陽江相關企業有何建議？
黃春堯：面對外需瓶頸制約，我認為有四個方面值得陽江相關企業去思考和探索。
對于規模大一點的企業而言，一要嘗試走工貿結合之路。對工廠來講，不做貿易就脫離了市場，對市場需求心中無數，他怎么確定產品研發、工藝改進的方向？就貿易企業來講，不做工廠就難掌控產品質量，他拿什么去穩固客戶？
二要嘗試專做一片市場。不同的區域市場對產品有不同的要求，一家企業做一片市場，一可深度挖掘需求，提升產品出口；二可避免過度競爭，盡量走差異化發展路子。
三要避免擠在同一條船上。嘗試做一些未曾做過的產品，譬如喝飲料的小吸管，陽江就沒有生產，很多外貿公司不得不頻頻跨省采購。小產品往往有大市場，切莫輕看。
對于整個行業而言，我認為，一是要考慮從農村專業戶那里學習工業發展經驗。譬如溫州的打火機，既搞配件分散化，又搞工序分散化。長期只做一個小配件或者一道工序，即便文盲也能做成專家。小企業尤其要注意，莫搞小而全，因為跟大企業相比，他們一無批量生產的規模效益優勢，二無流水線生產的質量穩定性優勢，搞小而全必死無疑。二是要考慮做內銷，內銷雖難，但必須及早做。
憶創業
三個十年的曲折奮進路
奠基十年:理想支配，一心向學
記者：走上實業之路，是偶然的機遇還是從小的理想？
黃春堯：應該說是理想，但我最初的理想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，是拿諾貝爾獎。那是1977年，剛進初二，成績很差，因為父親在外地工作，母親多病，沒人嚴格管束我。立志之后，力量倍增，僅一年時間就讀成了高度近視，考進了陽江縣一中。高中兩年更加努力，但1980年高考放榜卻擊碎了我的科學家之夢。
記者：夢碎之后，路在何方呢。你當時做了怎樣的選擇？
黃春堯：出于分擔養家重任考慮，我依父親意愿進了縣國營食品廠，干了半年鉗工后做會計。但我不甘心，就用工余時間大量讀書，想從書中尋找新的人生路。至今清楚記得我當時讀的趙恒的《勸學詩》：“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千鐘粟,書中自有顏如玉……男兒若遂平生志，六經勤向窗前讀。”還有《論語》等一些儒家經典，堅定了我繼續求學的理想。
從湛江、江門到陽江，從廠長經理班、審計班到會計班，我爭取所有學的機會。“學，而后知不足”這句話實在太經典，它促使我1982年再回陽江一中補習，期間一邊與一種怪瘡作斗爭，一邊勤奮學習，雖然讀到神經衰弱但我并未放棄，可是，1983年我再度落榜。此后，我爭取到報考中山大學帶薪干部專修科的機會，并如愿于1986年考進去讀了企業管理專業。
中大的學習機會我百倍珍惜。兩年所學，最大的收獲是找準了自己的定位：一介平民，確立了自己的新理想：學而優則商，商而優則仕。
創業十年:投身商海，歷盡磨難
記者：在中大掌握了企業管理知識，又確立了從商的理想，回來就創辦了小天星？
黃春堯：沒有立即創辦小天星。1988年9月，我從中大回到食品廠。采納廠長“尋找更大發揮空間”的建議，我去了一家中外合資企業。在那里，我迎娶了愛妻，并靜學靜思做創業前的社會觀察。
1992年，鄧公南巡，體制環境頓時寬松。當時企業搞承包，我邀約兩個朋友應戰，目標是一年做50萬美元業務，但我們僅完成1萬美元。雖以慘敗收場，卻知道了商海水深水急。
1993年，陽東成立進出口公司，我應朋友之邀過去，一年獨自完成10多萬美金業務，雖比首次“下海”有起色，但相對目標仍算大敗。
記者：兩次“下海”，兩次失敗，你沒有就此放棄從商理想？
黃春堯：相對后面的磨難，前兩次算不得失敗。1994年，依朋友提議，我拉隊伍成立分公司。這就是小天星的雛形。
有人說，在君子的眼里，人人都是君子。我用人失察加管理粗放，導致一年后算賬才發現：應收未收款800萬，應付未付款1000萬。在1995年，200萬虧空的壓力，對于出生于清貧家庭的我來說，真是難以承受的重和痛。我以為無法做到欠債還錢，所以當時曾想用生命表達承擔責任的意愿。
這時，我妻子毅然拋棄她的鐵飯碗，與我共同應對商海大浪的洗禮。經過我們夫妻和一批忠誠員工的奮斗，到1999年終于還清欠債，走出虧空的陰霾。
興業十年:工貿結合，漸入佳境
記者：你們兩三年還清欠債，應該是找到了一條正確的從商路？
黃春堯：當時還沒想路子的對錯。到1999年初，看到盈利才敢回頭反思。父親幫我盤算最紅火的1998年，發現800萬美元的出口額，凈利不到100萬人民幣，不到1/64的利潤率堪稱低下至極，并且全公司上下還做得特別辛苦。除了出差，我整年過著從家到公司的兩點一線生活，還每天加班到晚上12點。
反思的結論，就是要走工貿結合之路。1999年，我買地建了工廠，逐步建立了研發—生產—銷售一體化的體系。直到現在，公司保持了穩健發展，也頂住了金融風暴的沖擊。
我們正在建設一個在現有產能基礎上翻兩番的生產基地，投入生產后，產值將達到4億，員工達到2000人以上。
話商界
辦好企業是企業家的首要責任
記者：最近幾年，你陡然間擁有了很多社會組織的職務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？
黃春堯：從商后十多年，我都只專注于自己的企業，一件偶然的事喚醒了原本在我心中的社會責任感。
那是2004年，我接到一個敲詐5萬元錢的電話。在10余天的害怕和猶豫之后，我報警求助，公安迅速抓到了作案人。從這件事，我感到黨委政府是公道可以依靠的，企業不能整天抱怨還沒做好的事，而應該團結在黨委政府周圍，發揮企業作用，承擔社會責任，釋放正面能量，為把社會治理得更好盡一分力。
記者：“學而優則商”你做到了，今后是否去實現“商而優則仕”，進一步向政界發展？
黃春堯：把“仕”狹義理解為黨政干部的話，我不會謀求實現“商而優則仕”。在社會組織中任職，做一點有益商界同仁、暢通政企聯系的事，我以為就實現了“商而優則仕”的理想。
記者：去年，你當選連任陽東縣工商聯主席，在這個職位上，你已經和打算做些什么？
黃春堯：坦率地說，受制于自身能力和某些無法由企業解除的外在約束，我所做的事，雖與黨委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，但離企業家的期待還有不小差距。
這幾年，我與陽東工商聯班子一起，主要在公益慈善方面主動帶頭，譬如積極參與廣東“630”扶貧濟困日活動，資助貧困學生，慰問孤老殘幼。這些事還會繼續做。另外，想在加強企業交流協作上做得更多一些、更好一點。
記者：做慈善，有人高調有人低調，你似乎介于兩者之間，怎么看待陳光標式高調慈善？
黃春堯：我資助了一些貧困學生，覺得不必宣揚，但我又堅持要同受助學生見面。是因為有同行在資助學生后，出現受助學生不珍惜、不上進的情況。我與他們見面，是要同他們談感恩、談知識改變命運，但并不是對我感恩，而是要他們改變自己的命運后再去幫助別人，傳遞和擴散關愛之心，這樣才有最好的社會效果。
對于陳光標的高調慈善，我不反對但也不會效仿。我還是認同孔子所說的“上善若水”，我們做了，自己心安理得，沒有必要很高調。他希望帶動廣大企業家都做慈善的動機值得肯定。但有點強求別人的感覺，我以為對于企業家來說，做慈善是重要的、必要的。但把企業做好，是對社會最大的“慈善”，也是企業家最首要的責任。因為有一大批企業強大了，才有國家的強大和民眾的幸福。
品幸福
不養“富二代”要育“闖二代”
記者：你剛才說到追求民眾的幸福，能否談談你自己的幸福，是來自事業成功的多一點，還是來自家庭和睦的多一點？
黃春堯：沒有家庭就沒有事業，家庭是事業的堅強后盾。如果沒有穩定的后方，根本做不成事，就算做成了事，沒人分享，又有什么意義？
當我站在人生懸崖邊的時候，是我太太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犧牲，拉我回到正軌并一直與我攜手前行。除了精神上的莫大支持，她還彌補了我業務的欠缺?？梢哉f，沒有她，就沒有小天星的今天。
二十年來沉淀出的那份相濡以沫的情感，深深地埋在我心底。什么是幸福，這就是幸福。幸福與金錢的多少無必然關系，我們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物欲，卻對身邊最甜美的幸福視而不見。幸福也不是比出來的，今天我賺了多少錢，但明天有人比我賺得更多，我們不能因為金錢的多少而感到幸或不幸。今天我們有房有車，相比前人來說，物質條件不知好了多少倍，但你能說前人不幸福嗎？
記者：你們真是一對事業有成的幸福夫妻。能否談談子女教育？對于當前輿論熱議的“富二代”現象，你怎么看？
黃春堯：有篇雜志上講過這個問題，我很認同：不應講“富二代”，而應講“闖二代”。我們的企業是通過我們這代人拼搏出來的。但一個企業的發展不是一代人完成的，需要幾代人接力。這好比福特家族打造汽車王國，到了第三代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。我考慮讓小孩接班，想把小天星做成百年老店。
我們教育大的這代孩子，還是有優越感，大兒子去年未考上理想的大學，想補習再考。我和他媽媽都要求他去當兵，就是想增添他闖關的勇氣、磨練他吃苦的精神，再想法培養他攻堅的智慧。我父親也跟我談到這個問題，說如果我兒子不具備接班的綜合素質，就要把企業賣了甚至捐贈也好，就是不能交給他，否則不僅害他自己，還會害了整個家族，甚至影響社會，實際上陽江早有類似教訓。
我認為，要教育孩子有一個正確的財富觀。我現在對孩子灌輸一個想法，這個錢不是他的，是屬于我和他媽媽的，如果需要財富，靠他自己的頭腦和雙手。我對財富的看法是，我今天能有這個榮幸，是蒼天對我的德行、愛心給予贊賞和信任，才把這個財富暫時交由我來保管；如果到哪一天或者我的下一代得不到這種贊賞和信任，這個財富就會轉移給更好德行、更多愛心的人。從中國5000年歷史看，財富是難得靜止的，而是在不斷轉移的。
記者手記：“富而不奢”低調儒商
“我不買奔馳寶馬，只是不想助長攀比奢華之風！”采訪黃春堯的過程中，類似感染人的話很多，串接起來，記者的腦海里跳出一個詞：“儒商”。
是的，他是深受孔孟之道浸潤的儒商。他堅持數十年的勤學靜思，經典的儒家語錄，他不僅信口拈來，更奉為行事指南。譬如“人無信不立”，他多年做企業，始終是收人一分錢，給人一分貨，絕不為不義之利丟名譽。
如今企業做大了，他依然“克勤克儉，富而不奢”，并且不忘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”，熱心公益慈善，服務商界同仁，希望影響更多的人，上善若水。
如今社會，雖不是物欲橫流，但這樣的儒商彌足珍貴。 （據《陽江日報》）